蒲慕明：建好神经所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处理僵尸企业，需要及时完善各项社会保障机制，包括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为下岗工人提供更多培训和再就业机会。

在上次欧央行低于预期的宽松政策后，我们认为欧央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由分化走向收敛，因此美元将见顶回落。我们再次强调，2016年中国债券市场面临大幅调整压力。

CFETS或者人民币有效汇率根据贸易权重计算，因此反映的是中国进行进出口贸易时，与其他国家商品价格进行对比时的汇率因素。换句话说，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只关心美元兑人民币，其他货币、CFETS等有效汇率与外汇市场参与者基本没有关系。我们根据外汇交易中心CFETS算法说明中的权重，以外汇汇率中间价为基础，倒推估算2014年以前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发现其与前述两个人民币有效汇率的趋势是高度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央行提前为自己解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简单的讲，这一指数是根据贸易权重，计算的人民币相对于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指数。

从定义上不难看出，这一指数的本质就是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于第一个层面——人民币CFETS指数是升值还是贬值，主要取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基本面对比，以及由此衍生的货币政策差异。其次是本质的、对以往金融活动缺乏监管深层原因的反思，它要求国际金融体系重新分配各国、各利益集团的话语权。

只有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国力保持信心，中国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的主导力量之一。无论中国采取何种行动，都要做好遭受质疑和压力的准备。商务部于2015年1月表示，如果考虑我国企业境外直接利润再投资和通过第三方投资，中国在2014年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金砖银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此外各国还同意建立独立于金砖银行、不需立即支付（仅在实际需要且满足条件时兑现）的1000亿美元应急储备。

作为新兴市场的重要成员，中国能够从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环境中获益。在此机制基础上，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本着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公平化的原则，于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提出金砖银行的构想，于2013德班峰会上同意此提议，并于次年福塔莱萨峰会上正式签署文件。

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政府也应时刻考虑国内经济的承受能力，慎重推进资本领域市场化。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需要团结诉求一致的国家，以国际组织或者多边联合体的形式面对质疑，逐步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关于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政策建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参与国际金融活动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活动与国际经济接轨，引领国际金融体系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牺牲部分国内经济利益或是承担风险。但新发展的国际金融机构事实上与现有机构并不存在取代关系，例如世界银行与ADB都表示欢迎AIIB的成立。

同时，亚投行也通过专门的国际机构从世界各国吸纳人才。同时，越来越多的IMF决议需要达到特别多数（通常为70%和85%）才能通过，这使得少数拥有大量投票权的国家得以掌握IMF的否决权，也使得IMF难以监控它们的金融活动。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经济增长减速，实体经济融资困难，流动性陷阱风险上升。现有体系外的新机构首先是对现有机构功能上的补充，同时也与现有机构形成良性竞争，更好地向各个国家、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据汇丰银行对72家央行的调查，预计2025年人民币将占全球储备货币的10%。第一，中国需要处理中国自身、中国建立金融机构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共存问题。

中国的金融活动，应以促进国内经济可持续增长、政治环境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稳健提升为根本目标。另一方面，亚洲的投资需求超过这两家银行任何一家的贷款供给能力，因此报告认为两家银行可以在矛盾中共存（muddle through）并在具体问题上协商分工事宜。

种种迹象显示，各国正积极展开协调互动，以改良现行金融体系的缺陷。由于各国贫富、经济实力和资源差距较大，部分国家相关法律尚不完备，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筹建依然任重道远，而且中国需要处理上合银行与金砖银行重叠的问题。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愿意加入亚投行，本身就表明它们自信能够参与建立足够透明公开的金融机构。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各国共同改革游戏规则的同时，中国也需要在几方面格外谨慎，对国际金融活动的潜在风险保持清醒。第三，中国需要吸取国际先进做法和规范，这既有利于保护中国国家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利益，也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金融改革建议。例如亚投行从确定意向、成立到试运营期间始终受到美、日等国以透明度为主要理由的质疑，同时部分鹰派人士认为此举是挑战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在IMF和世界银行之外另立门户。

东盟互换协议（ASA）即是区域金融合作的代表，在2000年5月的《清迈协议》后，东盟各国与中、日、韩三国签署了多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对资本活动的协调监管，与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活动组成金融变革的两极。

面对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吁，主流国际金融体系试图在体系内进行改良，如2009年由20国集团于伦敦峰会上决议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亚投行的细节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国需要首先与盟友达成一致，在维护国家利益基础上确保亚投行章程制度能够让成员国满意，这将是对透明化的最好回应。

与现有的同功能开发银行相比，亚投行的制度设计更多地考虑到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较小国家的利益，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区域内成员国占有约75%的总共股份，为亚投行内的多数声音。中国也向区域外国家提供金融援助，如2009年陷入欧洲金融危机的白俄罗斯，2007年以来的委内瑞拉等。

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在反省金融危机中自身凸显的问题，如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开始推动的金融监管改革赋予美国联邦部门更大的金融监管权和更严格的限制，包括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以及禁止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等条款。此外，IMF改革还被国会议员与乌克兰援助等近期政治议题捆绑。然而储备货币的币值需要稳定、坚挺，这就要求发行国尽可能实现顺差。但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学习国际金融运作模式，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同时做好自身经济建设，塑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就水到渠成。

2009年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就调整汇率进行协调磋商。事实上，我国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保持着良性合作关系。

日本主导的ADB曾经探讨过处理世界银行和区域银行关系的问题，其报告建议，世界银行应着眼于消除国家间贸易壁垒和推进全球性议题，而区域银行致力推进亚洲各国就公共服务达成协议，同时支持东盟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和清迈协议的落实。2008年7月，中国银行三定方案增设汇率司，负责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国际金融体系往往要求中国推进资本市场自由开放以接纳中国，例如IMF总裁拉加德在评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时再度敦促中国政府深化金融改革。面对经验不足的困难，中国政府、企业都应及时采取措施，吸纳相关人才，同时向先进国家学习经验。

基于以上特征，中国一方面需要向国际金融体系的资深玩家学习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借助目前国际上的变革诉求，努力争取对中国有利的外部环境。金融领域的特点在于它是少数人操纵的、不可观测的行为（Unobservable Behavior），相关知识高度专业化，不少争取利益的做法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掌握。这最终导致了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重新采用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随之解体。然而因为党争和自身经济利益考虑，美国国会多次推迟或否决改革方案。

同时，由于各国实行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争相贬值以促进出口，导致国际金融环境整体恶化，各国经济衰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屡屡发生大规模罢工。当储备货币发行国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增加开支，该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就面临风险。

事实上世界银行和ADB在具体国家与议题的分工上并未制定协调机制。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东南亚部分地区已将人民币作为小美元流通，这些都与中国的高速增长有关。

变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现实需求 国际金融体系需要的变革来自两方面：首先是直观的、对金融危机的反思，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对金融活动的跨国协调和监管。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危机之后减少了对金融管制政策的批评。